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，认为唐代初期的历日作为承接秦汉时代的历谱与《日书》的结合品，开启唐末宋初历日的定型，所以选择以出土唐代初期的历日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。然后通过对唐代初期历日上的吉凶事项分类，研究为什么要将列出这些项目的吉与凶，并了解其对秦汉时期的《日书》继承与其自身发展扩展。历注中的吉凶事项首先反映了民间对“禁忌”的恐惧，虽然有一定程度上的科学性，但绝大部分存在迷信的成分。其次，是官方对掌握的相对高级的科学知识向民众的传播，尤其注重在农业发展上。最后，官方对一些百姓生活中重大事情的选日提供参考，从而达到某种目的，对人身的控制、“以孝治国”国本思想、安全意识的提醒与提供解决困扰的途径。通过对历注的研究，达到对唐代初期社会的基本了解与认识。